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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伍子胥为例浅谈悲剧魅力

发布时间:2020-03-04 13:47:12 阅读: 来源:纸罐厂家

隐忍就功名 抗争显崇高

以伍子胥为例浅谈悲剧魅力

庹艺/文(同文中学)

悲剧是美的,它的美在于主人公面对厄运时,表现出顽强的不惜一切代价的抗争,给观赏者带来的令人震撼的崇高感,正如斯马特在《悲剧》中说: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悲剧,哪怕表现出的仅仅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灵感,也使他能够超越平时的自己。

在春秋史上,伍子胥是一个独特的人物,沿着他的生命轨迹仔细研读下来,会发现他的人生是一场大悲剧。他的前半生都与报仇纠结,而这也正是他悲剧的开端。当楚平王以其父质而召之,其兄伍尚慷慨赴死,是因他自知即使苟且偷生,也无法为父报仇,终将为天下人耻笑。他的死是一种孝道的表现,后人不会为其痛惜,因为伍尚在苦难面前他选择的是顺从,这样的行为根本无法激起人所谓的崇高感。而伍子胥则不同,面对父子三人的生命危机,他有两条路,一条是奉召与其父兄一起默默无闻地死去,俱灭,无为也,一条是弃父兄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在斟酌利害关系后,他勇敢地选择了第二条路。要知道在伍子胥那个讲究孝道的时代,弃父兄而亡是道德所不允许的,背负着道德的压力和报仇的强烈欲望,伍子胥的日子是很煎熬的。伍子胥不愿意轻易就戮,逃亡时遇见申包胥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必覆楚,意思是灭亡楚国。春秋乱世,以臣弑君者数不胜数,但无论怎样,也不敢灭自己的君主国。伍子胥此言一出,就当时的社会而论,无疑是一把利刃,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为寇仇可以精辟地总结出伍子胥当时的心境。此时的伍子胥,思想和行为已经超出了那个时代的局限,这偶然又带有必然的变故让伍子胥忍辱负重,顽强地向苦难发起抗争,即使这抗争要以背叛故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这种顽强抗争的精神,形成了审美对象的崇高感,让读者深刻体味到伍子胥的悲剧意蕴。这种不屈的抗争意识,使他能够忍受沿路乞讨的日子,忍耐躬耕于野的生活,这种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足以让一个崇高的人变得更崇高,这种不应该遭殃而遭殃才能引起哀怜,悲剧主人公才使人同情,才能使悲剧形成道德审美统一。

在《伍子胥列传》中,司马迁前后用两个人物来衬托伍子胥人生的悲剧性,前半生即复仇时期,用伍尚的逆来顺受来衬托伍子胥的顽强反抗表现出的一种悲剧精神,而后半生即报恩时期,则用太宰嚭的阿谀逢迎来衬托伍子胥面对王权直言进谏慷慨就义的悲剧精神。

士为知己者死,吴国助伍子胥复仇,并重用他。以伍子胥的性格而言,大仇已报,人生的最后时光已经不多。他愿意以生命来报答吴国,即使是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在伍子胥眼中,国君的才能对国家的前途是至关重要的,却少为自己考虑祸福。他对夫差有恩,夫差是经他推荐才被立为太子的,但有时犯颜直谏甚至让夫差下不了台。在一个才能出众却又刚愎自用的国君手下当个忠臣不是容易的事情。在夫差看来,伍子胥是功高震主。矛盾最终激发的导火索是伍子胥不想让家人在吴国的覆灭中遭难,把儿子送去齐国。以伍子胥本身立场而言,自身受了吴王大恩,应与吴国共存亡,但儿子无辜,可谓公私分明。可夫差被太宰调唆,大怒,认为伍子胥是里通外国,是杀头的重罪。伍子胥被迫自裁,死前说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这不是对夫差的愤恨,而是对夫差的失望和满腔的悲愤。同时死不瞑目,亦是显出了自己对吴国的忠心。太宰嚭本是吴国人,可他只为越国给他的一点利益就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轻易放过越国;又只因一己私怨调唆君臣矛盾导致夫差决心杀掉伍子胥。而伍子胥虽为楚国人,但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一直忠心于阖闾和夫差,即使是以生命为代价,他也不愿意屈服紧迫的形式,只是将儿子送走,自己也甘愿守着吴国,在被夫差赐死时,他也丝毫没有怯弱的姿态,悲怆地发出悬眼于东门之上的怒吼,亲眼见证自己用生命换来的预言的实现。

隐忍而就功名是太史公对伍子胥的评价,隐忍是最初抗争的形式,从复仇到报恩,伍子胥在面对生命的苦难时,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抗争,不论抗争对他意味着将失去什么,那都不重要,他总要用自己的智慧和毅力去反抗,在这种震撼人心的抗争力量中,人们便得到一种崇高感和美感,这应该就是悲剧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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